苦难中的求索——屈原自尽,约伯突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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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编者按 】

公元前278年五月的一天,屈原写下《怀沙》赋,倾诉了郁积于心头的苦闷,抱着石头,投汩罗江而死,终年62岁。 “进路北次兮,日昧昧其将暮。舒忧娱哀兮,限之以大故。”在他最后的诗句中,写下了深深的绝望,意思是“像贪路赶掉了站口,已到了日落黄昏时候。姑且吐出我的悲哀,生命已经到了尽头。”

圣经中的约伯,同样经历了熬炼与坎坷,在苦难之中也曾厌弃生命,产生过自杀的念头。但约伯寻求神,“求你听我,我要说话;我问你,求你指示我。”(伯42:4)他最终因着信靠,因着顺服,从苦境中转回,得到神的赐福,比先前更多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人们纪念屈原,甚至以他的诗句来激励自己追寻真理。而在这篇文章中,作者提出了一种设想:假如屈原与上帝相遇,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完余下的路?

这也带给我们思考:苦难之中,如何求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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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文---

1 没有希望的道路

战国时期的楚国已国势衰微,楚怀王在位时,屈原在内遭遇佞臣排挤,受到楚怀王冷遇,襄王继位后,屈原遭受的迫害日趋激烈,放逐江南。公元前278年,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,攻破了楚国国都,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,对前途感到绝望,虽有心报国,终感无力回天。五月的某一天,他独自来到汨罗江。做出这个决定,无人知道屈原经历的思想挣扎,但又能如何?一个人与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,大多数是以个体的悲剧而结束。他只有选择这条唯一的道路。

许多对地上的国感到绝望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。文革时投湖自尽的老舍,民国时自杀的王国维,均在此列。

他们的梦,诉诸于地土。

此时的江面,平静无波,注定承载诗人的一腔热血。绝望中的屈原,无力回首这一生的路,曾经的爱与恨,对家国天下的抱负,显得如此乏力。他穷尽一生,为国家,为他所热爱的诗句,为他理想斑斓的梦。此刻,竟无法逾越这艰难的一关。屈原含恨投身汨罗江,打破了原本平静的江面,也震醒了所有寻梦者的梦。

我们的梦,何时醒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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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无法排解的忧闷

两千多年来,屈原被注解为“爱国主义诗人”,但其实,在他投江的那一刹那,地上的国在他摇摇欲坠的心灵中烟消云散,天上的国,也并没有在他生命中成形。屈原也被注解为“浪漫主义诗人”,但其实,在他一生的经历和生命体验中,从来没有过浪漫元素。

屈原带给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,不在于他华彩绚丽的诗篇,也无关乎死亡的壮烈,而在于他赋予中华文明“问天”的精神向度。

他以开阔的笔法写道:“曰遂古之初,谁传道之?上下未形,何由考之?”译成白话文,则是“请问远古开始之时,谁将此态流传导引?天地尚未成形之前,又从哪里得以产生?”整篇《天问》,以问句构成,一口气对天、对地、对自然、对社会、对历史、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,荡气回肠。令人们匪夷所思的是,这些提问固然很好,足以展示他广博的精神世界,却并没有提供答案。

比如开篇,屈原在睿智的思考中,已洞察了整个宇宙的来龙去脉,他没有直接引入“创造”的概念,而是在含蓄的提问中,引导读者思考:如此富有秩序的宇宙背后,定有一位比宇宙本身更伟大更智慧的导引者,祂安排和创造了这一切。

如果按现代心理学分析,写作《天问》时的屈原,心理状态已极为焦虑。他终生为这些问题所困,外加政局变动,内遭奸党排挤,个人前途未卜,促使他做出了“相忘于江湖”的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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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屈原另一部政治抒情诗《离骚》中,他的焦虑、困惑、痛苦,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。如果说,《天问》展现了屈原对“天”的理想高度,《离骚》则将他拉向这个与“天”相去甚远的黑暗现实中。他找不到救赎的道路,无法调和天与地之间的矛盾,以至于精神长期处于苦闷状态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屈原并不是唯物主义者,他生前曾参与巫术。在《离骚》中,他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传说,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,把现实人物、历史人物、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,把地上和天国、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。

可见,历史上绝对的唯物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。在中国历史上,无论个体前途,或家国未来,总有仁人志士采取占卜形式,来测吉凶。这种不以真理为归宿,不以真神为可敬拜,在更为久远古老的希伯来文明中,是绝对被禁止的做法。因为人类有限的智慧,并不足以认识更高层面的智慧,也不足以驾驭三度空间之外的存在。那个不属于人类的智慧,决定了是祂主动向人类说话。

有一种相通的惊奇,当他求问时,他也在求问;当他受苦时,他也在受苦;当他投江时,他也想过自杀。不同的是,他求问时,有天之外的回答;他受苦时,有来自永恒智慧的光照与安慰;他想轻生时,却有朋友远道而来,展开一场对话。后者,就是约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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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苦难境遇的求索

人们对约伯的认识,是通过旧约圣经的《约伯记》。《约伯记》开篇,令所有人类的英雄楷模黯然失色,因为约伯的正直和良善,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上。“约伯敬畏神,远离恶事。”这里的恶事,绝非人类的善恶标准,而是神在整本圣经中所设定的善恶标准。如果没有神对善恶的标准,人甚至会失去善与恶的辨别力。

正是这样一个人,连番遭遇苦难,其中有上帝的干预。他从原先的富足,变为贫穷;从样样都有,变为一无所有;从自信,变为自卑……

和屈原的《天问》一样,约伯在苦难的境遇中,发出了对天的追问。与屈原不同,与中华文明不同,约伯以及他背后的希伯来文明,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由来已久。尽管在这一角度,约伯看似比屈原优越,至少,他已经寻求到那个天背后的主宰,但遭遇苦难的约伯,同样产生过自杀的念头,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。

阅读《约伯记》,处处可体会到约伯真实的心灵挣扎。直到上帝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,一种全新的视野被打开了。上帝以祂的威严和权能,使人类包括约伯的道德和自义被瓦解;以祂的智慧和公义,使人类包括约伯的苦难得到新的解释。

一种以上帝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产生了:“义人为何受苦”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,因为这世界如果有一个义人,那么上帝的义就全然废除,当人们自以为义的时候,恰恰最远离上帝。甚至在上帝那里,苦难本身也无须发问,因为上帝差遣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,以十字架上的悲剧,参与到人类最惨痛的苦难里。祂在十字架上,与人类的所有境遇认同。

从自我的层面,转移到上帝的层面之后,约伯的思想境界和生命境界,被彻底更新:“我所说的,是我不明白的;这些事太奇妙,是我不知道的……我从前风闻有你,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因此我厌恶自己,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”约伯的简短祷文,瓦解了人类的雄心壮志,瓦解了所有诗人和君王的家国梦想。苦难过后,上帝仍赐福约伯,比先前的更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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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原的时代已经久远。与屈原同样的自杀现象,在几千年后的当下中国社会,仍然存在,且有愈演愈烈之势,原因大致相同——无非是对社会的绝望、对生存的恐惧、对生命的倦怠、遭遇人际关系的压力,等等。几年前,人大博导于虹自杀前,写下绝笔《有一种爱,我们还很陌生》,这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精英仿效屈原之死发出的“天问”。他所寻觅的爱,其实就是上帝的爱,以及基于上帝的爱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爱。

这一切的背后,仍然是因为我们没有走向约伯的上帝。假如时光可以倒流,还原历史现场,也许人们看到的,是与上帝相遇的屈原,合理地看待这世上的一切,包括自己,包括他所献身的国家和人民,然后选择以另一种方式,走完他余下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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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“每日箴言”微信公号 转至 香柏领导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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