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学德:谁说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不能相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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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

无论中华民族离开上帝有多么遥远,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华大地,从远古到如今都是如此。中华民族与古老的犹太民族一样,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,像一棵大树上的不同分支,各具特色但又终归一源。只是中国人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,就没有特殊启示所引发的教育成果。我们再来看求仁与救赎,知行合一与天人合一,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比对,却都蕴含在整个人类的自然启示中。作者言道:我看见了中国古圣贤一直渴望亲眼看见,而至终也没见到的“德性之天”,祂就是上帝之子——拿撒勒人耶稣。

 

妨碍人实现其善的可能性的,首先起于人内在具有的心性之恶。

通过阅读圣经和一些神学论著,使我开始能以新的视野观察分析中华文化。我敢于正视孟子的性善论了。孟子论人性之善主要是从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立论的。他在《孟子》一书中说: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”(公孙丑)人心皆有这“四端”,如果人能够扩充它,可以保四海,不能扩充它,连对父母也不能尽孝。

问题是“不忍人之心”并不像人有身体一样一目了然。人的身体,到了一定的阶段,自然而然地发育成熟;但“四端”的实现,则有待于人主动地、有意识地扩大它,充实它,使之变为现实。所以,“四端”只是为善的可能性,而不是为善的必然性,现实性;只是成为仁人的可能性,而不是成为仁人的必然性,现实性。“四端”只能说明人性之谓人性,应当而且必然要表现为善性,并且唯有这个善性才使人与动物相区别。进一步说,人通过教育,是有可能成长为良善的。但它不能证明人性本来就是良善的。

孟子性善论的这个根本矛盾——以人性可能为善,来论证人性本来就是善的,其实我早就知道了,(注7)但我不想正视它。我忧虑,若人性本身没有善的基础,那么,人就连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”(离娄)也谈不上了。

在《圣经》中,我发现了解决孟子思想矛盾的亮光。《创世记》第一章说,上帝看着他自己每一个阶段的创造都是好的,但直到上帝完成了照着他的形像造人之后,他才“看着一切所造的都非常好”。这个“非常好”,就是善,并且是本真状态中的善。由此可见,无论从逻辑的起点(人之为人就在于上帝把他的形象赐给了人),还是历史的起点(第一个人的产生),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。

但是,在《创世记》第三章,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:人类的始祖背弃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圣约,偷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禁果。于是,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上帝的形像被人损坏了,人由完美的人,变成了不完美的人;由顺从的人,变成了叛逆的人。罪进入了人的生命,人的本善之性被罪严重地污染了。(注8)

从此,人心就变得极其黑暗。他有耳,但听不见上帝的呼声;有心,但不明白上帝向他显明的事情。虽然如此,但上帝的话毕竟是人可以听到的。对上帝应有的知识,人可以清楚地领悟。我认为,这就是上帝置放在人心中的善端,它使人与动物相区别,并使人能回心转意,回应上帝的召唤,归向上帝,相信上帝。在耶稣基督中,使自己的生命逐渐地恢复上帝创造人时,所赐给人的上帝的形像。

由此我明白了,妨碍人实现其善的可能性的,首先起于人内在具有的心性之恶。这恶不仅是指人作了什么错事,更是指人的存在其本身即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;并且,是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中存在。我进而发现,在中华文化中,也有与“人皆有罪”相类似的观念,即人皆有“过”。这不仅指“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”;也指圣人亦有过。区别只在于:圣人有过,“过则改之”;小人有过,“过则顺之”。(《孟子》·公孙丑)

什么是“过”?“过”相对于“中”而言,是对“中”的偏离。“中”是作人行事的标准,达不到“中”,是“不及”;超过了“中”,是“过”。二者性质相同,“过犹不及”(《论语》·先进),都是“不中”,偏离了正道。

在这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,到处都鼓吹一切皆依不同的民族、文化、时代为转移。中华先贤所高扬的不偏、不倚、不变的中道,还有容身之地吗?

圣经使我相信:有上帝在,才能有绝对的标准,才能有中道。上帝为人立下了万古不变的律法,它就是恒古不移不变的“中”,偏离了这律法,就是“过”,达不到这标准,就是“不及”。没有人能守全律法,所以,人总是在“过”与“不及”之间晃来晃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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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由循仁心而行的是求仁,成为仁人志士;由皈依基督而得的是救赎,成为上帝的儿女。

当我反覆思考基督的福音时,我抛弃了自己以前把神救与自救简单地对立起来的谬误,走出了“为仁由己”的迷宫。我把神救与自救首先放在历史中思考,而不是抽象地来考查。我问自己,当上帝没有向中国人直接地展现他自己时,当耶稣“跟随我”的呼唤在神州大地还没有响起时,人应当依何而行?他们除了听良心(“仁心”,“良知”)的指导,还能听什么呢?人由仁心而行,岂不是理之所至,势之必然!

我更认识到,是上帝把仁心置入了人心。(注9)上帝既然这样作,必有他的美意。我以为,这美意就是:上帝要人们在没有接触到福音时,生活能有所遵循;听到福音时,心灵能有所回应。

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,神救与自救谈的完全是不同的问题。人由循仁心而行的是求仁,成为仁人志士;而由皈依基督所得到的是救赎,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为仁与得救,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境界。(注10)为仁不涵括救赎但仍需救赎,而救赎则包涵为仁于自身并要求生命圣洁。为仁出于人的努力,救赎源自天父的恩典。

其实,成仁也不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成仁之上,更有“成圣”。成圣的标准是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。(《论语》·雍也)在孔子看来,成仁已经是难乎其难了,连颜回也不过是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而已。而成圣,那简直就难于上青天了。孔子终生无法成圣。连孔子最推崇的尧舜,距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亦有相当距离(《论语》·雍也)。所以,为仁由己可以说是人的美好愿望,但它所悬的目标太高了,人缺乏能力和机会实现它。

我更认识到,我放弃自己而让基督在我生命中作主,完全地信任他依靠他,这绝不是要我什么也不作,一切由基督自己亲自来作。而是要我一切依基督的意旨去作,通过我的工作,完成基督要我作的工。

既然上帝在天地间创造了独一的我,没有一个人与我相同。那么,在这赐给我的独特生命中,必蕴有上帝的特殊旨意。所以,我唯有依靠耶稣并把祂赐给我的一切,发挥到最大限度,才能实现上帝在我这独特的生命中的独特意旨。我想:这,就是上帝要我与祂同行的目的所在。

信仰和生命是合一的。

在深入探索福音的过程中我看到,唯有耶稣的福音,才会使崇尚和谐宽容的中国人进入新的精神境界。这就是:和谐不止于人与人和谐,人与物协调。首先和最重要的是,人与上帝和好。唯有如此,和谐才有根基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世人有可能与祂和好,因此,唯有与耶稣基督合一,才能与上帝和好。

两千年来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以及向世界的传播,使人们常常很难辨别清楚:什么是耶稣宣示的单纯的基督信仰的基本理念,什么是根据这些理念发展出来的西方基督教神学和文化。若福音传到神州,就是使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特性发生断裂,变得像西方一样,那圣灵为什么启示保罗说上帝借着基督“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,成就了和平,便借着祂叫万有,无论是地上的,天上的,都与自己和好了”呢?(西一20)

审视西方教会分裂的历史,我真诚地希望中华的基督教会和基督徒,能认真地汲取西方教会分裂的教训,以谦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命令:在圣灵中合一,在一主一信一洗的原则下合一,在爱中合一。凡是人,就不可能在认识上帝的一切真理上完全一致。所以,承认自己在灵性上的贫乏,不以自己的一己之见为绝对真理,不自视只有自己走在光明中进而分裂基督的教会,这是在圣灵中合一的重要前提条件;而不断地分裂基督的肢体,这正是敌基督者所盼望的。

我还看到了“知行合一”的真正渊源,人的道德践履,始于人心的一思一念。但这一思一念唯有同上帝创造人时所赋予人的上帝形像联系起来,以敬畏之心面对上帝,以基督之心为心,才会具有超越人自身的终极意义。

耶稣告诉基督徒要信靠上帝。人的知只有同对基督的信联系起来,才能真正知道天理人道。而对基督的信仰只有“入乎耳,存乎心,蕴之为德行,行之为事业”,它才是真实的有生命力、有感染力的信仰。(注11)真信仰必能导致生命的转变,见之于新生命,在爱心和信心中更新并日日新。

我愿意套用知行合一的模式,用一个简单的公式,来帮助自己理解信仰与生命的内在关系,这就是“信生合一”,即信仰和生命是合一的。在圣经中,耶稣宣称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把这三者放在一起讲,是大有深意的。我以为这深意就在于: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。只有通过耶稣,我们才能到上帝那里去,所以这道路是真理之路,生命之路。耶稣所传讲的真理,不是形而上的抽象真理,而是生命的真理,是生命必须遵守的真理。而耶稣所赐给的生命,则是真理进入其中的生命,是展现真理的光辉的生命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是合一的。

所以,我相信,信仰始于人生命的转变,这转变起自思念的更新,去回应耶稣已经完成的救恩,引导人从心灵深处发出祈祷。这祈祷使人得到了耶稣所赐给人的新生命,这新生命表现为:在信心和爱心的激励下产生新的德行;在服务他人中与他人建立新关系;在敬拜基督,跟随基督中与基督同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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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一真神就是天。

圣经给我的最美好的启示,就是让我看到了那位有位格的天,三而一的真神。在这科学昌明的时代,唯有三位一体的真神,才是成全中华文化的精华——天人合一观念的唯一希望。我有时感到很可悲,即使那些真心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,也往往和我一样,都已远离了传统的真谛。生活在二十世纪,我们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论的“天”,是一团用望远镜来观测的浩瀚星云,它再也不是孔孟等古圣贤所景仰的那有德、有意、有情的德性之天了。而坚信这一德性之天的存在,正是往圣坚信天人合一的基石。粉碎了这一基石,天人合一就成了哲人虚幻出的理念,狂人的呓语!

但天人合一不是玄妙的理想,不是抽象的观念,不是神秘的内心体验,更不是与人的生命活动分离的教条。那是孔孟他们活生生的生命经历、感受,和体认。

我认识到:三一真神就是天。祂使天人合一成为实在的可能。(注12)它再也不是圣贤之士苦苦追求而又时而感到虚无飘渺的内心体验。从人出发去追求,其最好的结局也只能如此。而众多的凡夫,则常常连这点感觉也茫然不觉,只好在烧香、拜佛、拜仙、拜鬼神、拜祖宗、拜玉皇大帝、拜观音菩萨、拜土地爷、拜狐狸大仙中,来求得安慰。

思想上一旦豁然开朗后,我有说不尽的感慨。多年来,我一直力求承继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为自己的使命。今日方觉,我早已远离了他们的内在生命。我只见到风云变幻的自然之天,而把“德性之天”化为哲学的义理。我欣赏天人合一,但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深刻美丽的观念来欣赏。这样一个主观的观念当然无法改变我的生命。它变成了我生命的点缀,变成了我显示思想深刻的言辞,变成了我写书教书的谋生手段。

我是何等的有福哦!我生活在二十世纪。我来到了信仰自由的国家。我看见了中国古圣贤一直渴望亲眼看见,而至终没见到的“德性之天”,他就是上帝之子——拿撒勒人耶稣。

我是何等地有福哦!我的救主拯救了我,使我的心尊主为大,使我的灵在我主的怀抱中获得安宁,使我的口能说出“赞美主,感谢主”。主啊!我感谢你,感谢你保守中华这古老的民族,这古老的文化存活到如今。

主啊!我切切地向你祈祷。求你继续赐福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。让你的福音使这伟大的文化新生,在这新生的沃土上,产生出像奥古斯丁、圣托马斯这样伟大的中华基督教思想家,产生出像马丁路德、达尔文这样伟大的中华基督教改革家,产生出千千万万的“基督徒君子”,(注13)带领中华儿女归主。带领中华儿女早日归主。阿们!

附注:

1、张岱年著,《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》,第448页,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3年。

2、周联华在《会通与转化》中亦指出这一点,第80页。

3、尼布尔认为:“人性虽包含着理性才能,却也有超理性的才能。”转引自《尼布尔的政治思想》,第42页,黄德昭著,使者出版社,1988年。

4、梁燕城在《会通与转化》中提出:境界概念,可以开出中国哲学与神学会通的一些通路,第216~220页。

5、谢扶雅指出:“西方人每欲以‘知’明‘信’,中国人则愿以‘行’体‘信’。”《基督教与中国思想》,第60页,基督教文艺出版社,第1990年。

6、谢扶雅认为,“基督教的灵交才是深刻的真正天人合一,而非仅仅是中国式相互对待的天人合一”。同上引,第66页。

7、谢扶雅提出了“基督徒君子”这一概念。见《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》,第70页,基督教文艺出版社,1986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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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香柏领导力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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